死刑存廢與殺人發生率（每 10 萬人口）——快速對照
代表國家 | 死刑狀態 | 2023 年故意殺人率* | 資料來源 |
|---|---|---|---|
牙買加 | 保留並執行 | 49.3 | |
厄瓜多 | 保留（實際少執行） | 45.7 | |
美國 | 保留並執行（部分州） | 5.76 | |
新加坡 | 保留並執行 | 0.07 | |
哥斯大黎加 | 完全廢除 | 17.8 | |
法國 | 完全廢除 | 1.34 | |
挪威 | 完全廢除 | 0.72 | |
西班牙 | 完全廢除 | 0.69 |
*UNODC／World Population Review 2023 年度估計值
全球整體趨勢
區域 | 死刑國家占比 | 2023 平均殺人率 (每 10 萬) |
|---|---|---|
美洲 – retentionist 國家集中（美、牙買加、墨西哥等） | 50% 以上 | 17.2 |
非洲 – retentionist 與 moratorium 交雜 | 約 60% | 13.0 |
歐洲 – 幾乎全面廢除 | <5% | 3.0 |
亞洲 – 東亞多保留但極少動用（中、日、新加坡），南亞部分國家仍執行 | 約 40% | 2.3 |
觀察
死刑國家分佈在高、中、低殺人率各級別：牙買加非常高，新加坡極低。
廢死國家大多集中在低殺人率區間，但亦有哥斯大黎加這類因幫派/毒品而偏高的例外。
地理與社經因素（毒品走私、槍枝氾濫、不平等）比「是否有死刑」更能解釋區域差異——這也是 UNODC 2023 年報告的主要結論。
實證研究要點
東歐五國案例
1990 年代相繼廢死的捷克、匈牙利、摩爾多瓦、波蘭、羅馬尼亞，2000–2008 年殺人率合計下降 61%，未出現「廢死→暴增」現象。
11 國長期追蹤
阿布杜勒拉曼．博魯曼德中心（2018）追蹤 11 個廢死國家，10 國在廢除後 10 年內殺人率下降。
美國州際比較
1990–2023 年，美國「無死刑州」的平均殺人率始終 低於「有死刑州」；差距多數年份在 20–50%。
學界共識
大型綜合回顧（含 700 篇研究、52 篇聚焦死刑）找不到確證性證據能證明死刑具獨特嚇阻效果。
結論｜詮釋重點
相關 ≠ 因果：保留死刑的國家往往集中在犯罪、貧富不均、高槍枝流通的地區，這些因素本身就推高殺人率；難以單獨歸因於死刑政策。
低殺人率可在「有」或「無」死刑體制下出現：如新加坡（保留）與挪威、瑞士（廢除），共同特徵是高治理效能、嚴謹司法及高社會信任。
政策含意：若目標是降低暴力犯罪，實證更支持「強化警政與社會治理、減少槍枝／幫派暴力、縮小貧富差距」等措施，而非維持或恢復死刑。
一句話總結：從跨國與州際數據看，「是否有死刑」對殺人率沒有穩定、可驗證的抑制效應；社會經濟與治安治理才是關鍵變數。
他動刀的那一秒，真的會想「有沒有死刑」嗎？
簡短答案：極少數人會想到。
情緒／衝動型殺人占多數。 以美國 2019 年為例，在已知情境的凶殺中，43 % 起因只是口角或情感衝突，屬臨時爆發；另有 24 % 是搶劫、強暴等「附帶」凶殺。也就是說，大部分行凶者並非冷靜計算利弊，而是在盛怒、恐懼、醉酒或藥物影響下失控。
少數「計畫型」凶手更在意被抓到的機率，而非刑罰有多重。 犯罪決策研究與受訪犯人自述都顯示：若他們相信自己不會被鎖定或有脫身辦法，再嚴厲的刑罰也只是「別人家的事」。
為什麼「嚴刑」難嚇阻？
決定犯罪前腦中常見想法 | 為何削弱死刑威嚇力 |
|---|---|
「反正一衝動就做了」 | 沒時間計算法律後果；情緒與酒精／毒品劣化理性判斷。 |
「我做得天衣無縫，警察抓不到」 | 威嚇效果主要靠「被抓到的確定性」，不是刑罰嚴重性。 |
「進監獄也是死，不如拚一下」 | 若社會邊緣、無長期規劃，長刑期或死刑都不被視為更大損失。 |
學理共識
美國國家科學院 2012 年大型綜述：現有統計研究「無法證明」死刑能降低凶殺。
NIJ《Deterrence Five Facts》：刑罰加重帶來的嚇阻效果「微小甚至為零」，確定被逮捕的威力遠大於判多重。
2008 年全美 73 % 犯罪學者、88 % 死刑領域學者認為死刑不具有效嚇阻。
那死刑到底「有什麼用」？
象徵與情感撫慰
調查顯示，支持死刑者最常提的理由是「該殺的應該付出同等代價」或覺得「社會比較安全」。
對部分民眾而言，死刑是一種「國家替我復仇」的儀式，帶來心理安定，而非可量化的治安收益。
政治訊號
嚴刑常被當成「強勢治安」的象徵，能在選舉或治安恐慌時快速取得支持，但未必對犯罪結構下手。
可能的負面效果
死刑州的平均凶殺率長期高於無死刑州，顯示「用重刑換低凶殺」並未實現。
長年上訴、昂貴審判程序拖累資源，反而擠壓到警政、預防與受害者服務的經費。
「殺蟲劑 vs. 打掃衛生」——更有效的降凶殺策略
「打掃衛生」做法 | 為何比「最強殺蟲劑」(死刑) 有效 |
|---|---|
提高破案率（快速偵查、科技鑑識、社區合作） | 把「一定會被抓」的訊號放大，直接打擊犯罪者僥倖心理。 |
減少暴力誘因（管制槍械、打擊幫派、毒品供給側） | 降低「可展現暴力」的工具與場域，自然壓低致命衝突。 |
早期介入（情緒管理、家暴防治、校園輔導） | 在衝動爆發前就拆彈，對高風險族群特別有效。 |
縮小貧富差距，強化社會信任 | 死刑國家中，新加坡與挪威同樣低凶殺，靠的是治理高效與社會凝聚，而非刑罰差異。 |
結語
把刀揮下去的人，通常不是在衡量「法律第幾條」。
死刑像是一罐超強殺蟲劑：聞起來剛烈，短期讓人安心，但真正控制害蟲的是乾淨的環境——也就是更高的破案率、有效的警政與社會預防。實證一再顯示，若目標是讓街頭少流血，該投資的不是更毒的藥，而是把「環境打掃乾淨」。
降低殺人與性暴力犯罪的有效社會環境與政策措施：全球實證整理
本報告彙整國際實證研究中，被證明能有效降低「殺人犯罪」與「性暴力犯罪」的社會環境與政策介入措施。內容按犯罪類型分為兩大部分，每部分下設若干領域的小節，介紹各措施的具體作法、適用情境、成效評估結果（如犯罪率變化百分比），並提供研究出處。報告以繁體中文撰寫，條理分明地呈現相關證據。
預防殺人犯罪的有效措施
教育與早期兒童發展
高品質學前教育： 研究顯示，對高風險兒童提供高品質的學前教育，長期可降低其日後涉入暴力犯罪的機率。例如，美國的「Perry學前教育計畫」追蹤至40歲時發現，接受學前教育組的人犯下暴力犯罪被逮捕的比率比對照組低33%（32% vs. 48%） 。這項隨機對照試驗也顯示，受試者服刑率降低了46%，凸顯早期教育對預防嚴重暴力行為的長遠效益 。
幼兒家庭訪視： 針對弱勢首次懷孕母親的護士訪視計畫（如「護士家庭夥伴關係」）在多國推行，證據顯示可減少日後兒童的反社會與暴力行為。在美國的15年隨訪研究中，接受護士定期居家訪視的家庭，其青少年子女到15歲時遭逮捕和犯罪介入的比例明顯低於未接受訪視的對照組 。此外，護士訪視計畫也降低了受訪母親的虐待兒童率和自身犯罪率 。這類「早期介入」透過改善親職技能、兒童養育環境與發展支持，被視為預防青少年日後涉入暴力（包括殺人犯罪）的關鍵措施之一 。
經濟與社會福利
縮小貧富差距與減少失業： 多國經驗表明，改善經濟社會條件可帶來殺人犯罪率的下降。例如，巴西聖保羅州在2000年代大幅降低了失業率並實施減貧措施的同時，謀殺發生率驟降：約2001年到2018年，該州每10萬人謀殺率從33.1降至6.4，首府大聖保羅更從49.2降至5.5 。研究者指出，這一暴跌趨勢並非自然發生，而與專注降低暴力犯罪的政策密切相關，包括青年人口結構改變、失業率降低等結構因素 。整體而言，降低失業、扶持弱勢社群經濟有助於減輕與暴力相關的社會壓力，長遠地抑制殺人犯罪 。跨國比較研究也指出，社會不平等程度較低的國家往往擁有較低的他殺率，此暗示縮小貧富差距可能減少暴力犯罪的發生 。
就業與住房援助： 對高風險族群提供就業機會與安定住房，能預防其捲入暴力犯罪。部分城市計畫為青少年幫派成員或更生人安排職業培訓與工作，在降低再犯和暴力事件方面獲得正面成果。另外，改善居住環境如消除無家可歸現象、提供社區型支持住宅等，能減少因生活不穩定而引發的暴力衝突。以美國費城為例，學者發現對貧困地區的廢棄房屋進行維修（如裝門窗、清理垃圾）三年內使鄰近街區的槍擊傷人案件下降13% 。同城的另一項隨機對照試驗則顯示，將荒廢空地綠化後，周邊區域的槍支暴力事件比對照區減少了29% 。這些發現凸顯了經濟與居住援助對於預防致命暴力的重要作用。
都市設計與環境安全
街道照明與監控： 改善環境設計被證明能預防犯罪。「環境設計預防犯罪」（CPTED）理念下的措施（如加強街區照明、設置監視攝影機）在多國實施後均觀察到暴力犯罪的下降。一項系統分析彙整了美英多個社區的實驗，結果發現升級街道照明平均使目標地區犯罪率下降約14%–20%，與未改善地區相較有顯著差異 。更亮的街燈提高了晚間公共場所的可見度與監督性，降低了潛在犯罪者下手的機會。除了照明，加裝閉路電視（CCTV）監控也在部分城市有效嚇阻暴力事件發生。
社區空間改造： 除了治安設施，營造正向的社區環境同樣重要。例如，清理或改造社區的雜草空地、增設綠地與休憩空間，能削減犯罪的「藏匿角落」並提升居民的凝聚力。前述費城研究中，將荒地變為綠地不僅降低了暴力事件，也提升了居民的安全感 。在拉丁美洲，哥倫比亞麥德盈市（Medellín）透過公共空間翻新（如建立圖書館公園、纜車系統聯通貧民區）並結合社區治安管理，在十年間殺人率大幅下降，被視為成功的城市環境介入代表案例之一。此外，限制高風險場所的誘因也是環境預防策略。巴西迪亞德馬市的經驗表明，針對酒吧深夜營業這類誘發暴力的環境因素加以管制，效果顯著：當地於2002年推行酒吧23點後禁止營業的新法，同時加強酒精販賣監管、增設路燈與監視器，結果至2002年底全市謀殺率下降了44%，女性遭襲擊案件也降低了56% 。可見，妥善設計社區環境與公共政策能有效預防潛在的衝突升級為致命暴力。
社區與警政合作
熱點巡邏： 警力資源集中於犯罪熱點（高犯罪率的微型地點）是廣獲實證支持的策略。多項實驗研究顯示，將額外巡邏和執法活動聚焦在城市中特定幾條街區或角落，可顯著壓低當地的犯罪率，同時不會明顯將犯罪趕至鄰近地區 。例如，系統性綜合分析發現，相較於未採取熱點策略的區域，有實施熱點警務的地點整體犯罪顯著下降，統計上呈現小但確實的減少 ；其中暴力犯罪也出現類似幅度的降低 。這說明針對「犯罪集中地」的主動預防，可以以有限資源獲得有效的殺人犯罪抑制成果。
焦點威懾與幫派暴力介入： 對於嚴重暴力多發的群體（如街頭幫派），焦點威懾策略展現出卓越成效。此類策略（又稱「以暴制暴」或「Operation Ceasefire」模式）結合執法部門、社區領袖與社會服務機構，直接向高風險的暴力犯罪者傳達明確的信息：「停止暴力，否則執法機關將集中火力嚴懲，但若願意改過也提供幫助資源」。這種「軟硬並濟」的方式最早在美國波士頓應用，於1990年代中期成功讓青少年槍殺案數量驟降63% 。其後，美國多座城市複製了**「團隊暴力介入」（GVI）方案，平均達到整體兇殺下降35%–60%**的驚人效果 。例如，奧克蘭實施該策略後槍殺案減少31%，涉及幫派的槍擊事件下降43% ；加州史托克頓市在1998–2001年間也因類似計畫使槍擊兇殺率下降逾40% 。總體而言，多國經驗證明焦點威懾能顯著緩解以團伙、組織為主的致命暴力問題。
公衛介入模式： 除了傳統警務，一些地區採取社區主導的暴力預防。典型案例是「治癒暴力」（Cure Violence）模式，把暴力視為傳染病，培訓社區成員作為「暴力干預員」來調解衝突、勸阻報復。在美國芝加哥的高暴力街區推行此計畫一年後，獨立評估發現該地區槍擊事件減少了67% 。在多個城市持續實施的結果也令人鼓舞——例如有研究統計，在五個試點地區總計殺人案件下降了31%，槍擊事件下降約19% 。拉美國家如波多黎各的Loíza鎮採用同模型後，殺人發生數下降了58% 。儘管此類介入對不同地區的效果有差異，但不少實證支持社區導向的暴力預防在降低兇殺率上的潛力。
性別與家庭政策
家庭暴力預防： 因親密伴侶暴力（IPV）引發的兇殺在全球女性被害案件中占相當比例，故預防家庭暴力是降低整體他殺率的重要一環。社區層面的介入（如危險評估、庇護服務、加強保護令執行等）能減少伴侶暴力惡化為致命事件的風險。研究顯示，對施暴者實施嚴格的槍枝管制是關鍵措施之一：在美國，有法律要求受家暴限制令約束者交出槍支的州，其親密伴侶槍殺率比未要求繳槍的州低14%–16% 。這表明透過法律手段剝奪高風險人群的致命工具，能直接挽救生命。此外，多機構合作的高危個案介入亦有效果。例如，美國某些城市警局針對多次施暴慣犯進行警告並監控，其後數年間未再發生伴侶命案的紀錄。總的來說，強化家庭暴力預防措施——從提升受害者求助管道、加強執法保護到矯治施暴者——不僅保護潛在受害者，長遠也降低了家庭糾紛演變成兇殺的比率。
性別平等政策： 更廣泛地，提升性別平等和婦女地位有助於降低暴力犯罪率。跨國數據顯示，婦女受教育程度和就業地位較高的國家，性別相關暴力（包括性暴力和親密關係暴力）發生率往往較低 。這意味著推行有利於女性經濟安全、教育權益和政治參與的政策，營造尊重女性權利的社會環境，可以從根源上減少針對女性的極端暴力事件發生。同時，培育健康的性別文化也有助於男性更理性地解決衝突，降低以暴力手段行事的可能性。
法律與司法制度改革
槍械管制與危險物管制： 許多國家經驗證明，嚴格的槍械管制政策能有效降低凶殺率。以澳洲為例，1996年重大槍擊慘案後推行的全國性禁槍與回購計畫，使該國槍殺案大幅減少——研究估計平均槍枝殺人率下降約40%以上 。哥倫比亞及巴西一些城市則採取限制特定時段攜槍的「禁槍日」措施：在波哥大和卡利，週末與節假日禁止公眾攜帶武器期間，兇殺率比平時低約13%–14%，證實控制武器流通對降低暴力事件有統計上的顯著效果 。除了槍械，管制刀械、毒品等危險物品的立法與執行，同樣能減少致命衝突。
司法公正與矯正： 提升刑事司法體系的效率與公信力被視為暴力預防的基礎措施之一。當殺人犯罪能迅速且確實地受到法律懲處時，對潛在加害人的威懾力將增強。一些國家進行司法改革，例如加速刑案審理程序、改善證據蒐集和鑑識能力，以提高謀殺案件的偵破率與起訴率，藉此提升「犯案必究」的氛圍，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此外，針對暴力犯罪者的矯正與再社會化措施（如暴力犯罪者治療計畫、釋前風險管理）也能降低再犯，間接減少未來的兇殺發生。需注意的是，過度依賴嚴刑峻罰並非萬靈丹；實證多顯示，提高違法成本的確定性比單純拉長刑期更具嚇阻效果 。因此，法律改革應平衡嚴厲打擊與保障人權，並強化對高風險者的監管輔導，以收長遠之效。
預防性暴力犯罪的有效措施
教育與早期兒童發展
學校性教育與人際關係教育： 透過教育預防性暴力是首要且基礎的策略。多國研究證實，全面的性教育（包含同意概念、性別平等、人際溝通）能降低青少年的高風險性行為，進而減少其遭遇或施行性暴力的機率 。在美國和加拿大的中學與大學校園中，一些經實證的課程對改變態度和行為產生了顯著影響。例如，美國的「安全約會 (Safe Dates)」課程是一項針對青少年約會暴力（含性暴力）的預防教育，在隨訪四年後，參與學生自報的約會暴力加害率比未參與者低了56% 。再如，美國肯塔基州多所高中推行的旁觀者介入訓練「Green Dot」，教導學生在目擊潛在性侵或欺凌情境時採取安全干預。CDC資助的研究顯示，實施Green Dot的學校中，學生自報的性暴力加害率相比對照學校下降超過50% 。這些成果凸顯學校教育在塑造年輕人觀念和預防未來性暴力上的關鍵作用。
強化同儕與兒童保護意識： 針對兒童與青少年的計畫還包括培養同儕支持與預警能力。例如，在小學階段融入身體自主權與防範性侵害知識，可提升兒童識別不當接觸並及時告知成人的能力，從而預防兒童性虐待事件。青少年階段的同儕領袖訓練則能鼓勵年長青少年帶頭營造尊重的校園風氣，糾正性霸凌或性騷擾行為。總的來說，從小培育健康的兩性觀與人際互動技能，可降低個體長大後涉及性暴力的風險。
經濟與社會福利
婦女經濟賦權： 提升女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被視為預防性暴力的長期策略。跨國研究指出，女性受教育程度和就業率較高的社會，性暴力發生率明顯較低 。這反映出當女性擁有更多資源與選擇權時，整體環境對性別暴力較不寬容。同時，經濟賦權能減少女性因經濟依賴而不得不忍受暴力關係的情況。具體案例如南非的IMAGE試驗（結合小額貸款與性別平權培訓），在兩年內顯著降低了親密伴侶暴力發生率。參與該計畫的弱勢農村婦女過去一年遭受身體或性暴力的比例比對照組減少了一半（下降約55%） 。這項隨機對照試驗證實，提供婦女創業貸款並定期進行性別平等與健康教育，能增進婦女自主性，讓她們更有能力拒絕不安全的性關係並抵制伴侶暴力 。同類型的經濟支持結合社會教育方案在亞洲與非洲其他地區（如印度、肯亞）也取得降低性/家暴的成果。
社會安全網與弱勢支持： 強化對性暴力高風險族群的社會支持可減少他們成為加害人或受害人的機會。例如，對貧困地區年輕男性提供就業培訓和正向活動，能降低其因遊手好閒或不滿現況而涉入性犯罪。同時，為弱勢女性（如流離失所者、性產業從業者）提供經濟援助和職業替代選項，可減少她們遭性剝削或暴力侵害的風險。整體而言，改善社會福利、減輕貧困與失業，有助於從根本上削弱促成性暴力的結構性因素。
都市設計與環境安全
公共空間照明與監視： 創造安全的公共環境有利於預防性侵害等暴力。一項對多國城市環境改善的回顧指出，增設路燈在提高女性夜間出行安全感的同時，也使目標地區暴力及財產犯罪平均減少約20% 。良好的照明和視線讓潛在犯罪更容易被發現並受阻。除了照明，在公園、校園周邊、公共交通站點等女性常出入的場所安裝監視攝影機或緊急呼救設備，也有助嚇阻性騷擾和性侵犯事件。比如，許多城市的地鐵和公車站加裝監視系統並提高巡警頻率後，報告的猥褻與性攻擊事件數出現下降。
安全城市與空間規劃： 聯合國婦女署推動的「安全城市計畫」強調透過城市規劃減少女性面臨的風險，包括改善街道設計、開闢明亮路線、設置女性友善公共廁所等。實施這些措施的城市，如厄瓜多首都基多，幾年內街頭性騷擾投訴明顯下降。再看前述巴西迪亞德馬的案例，加強夜間公共安全措施（路燈、攝影機）與控管酒吧營業，不僅壓低了殺人犯罪，也讓針對女性的暴力傷害下降了56% 。可見，營造明亮、有人流與監督的公共環境能大幅降低性暴力趁機而為的空間。
社區與警政合作
社區動員與宣導： 改變社區對性別暴力的容忍度是關鍵的預防策略。非洲烏干達的著名介入「SASA!」透過社區動員來質疑性別權力不平等，成功在試點社區降低了親密伴侶暴力。其中研究發現，實施SASA!的社區中女性遭受身體暴力的風險降低52%，遭受性暴力的風險降低33% 。該計畫動員男女居民、當地領袖、執法人員共同參與，經由四個階段活動（啟動、意識、支持、行動）轉變社區對暴力的態度。結果不僅減少了實際暴力事件，也增強了鄰里主動干預和支援受害者的傾向 。類似的社區宣導模式在坦尚尼亞、尼泊爾等國推廣後，也觀察到家庭與性暴力的明顯減少。這表明整個社區一致反對暴力、支持平等的氛圍，能對潛在加害者形成強大壓力並提供受害者更安全的環境。
旁觀者介入與男性參與： 鼓勵社區成員（尤其男性）主動介入制止性暴力，也是有效措施之一。針對年輕男性的教育計畫（如巴西的「H計畫」和印度的「Yari Dosti」）著力於挑戰有害的陽剛氣質和性別刻板，並培養男性成為性別平等的支持者。這些參與者後續較少認同性暴力神話，對女性態度更尊重，伴侶關係中的暴力行為顯著減少。此外，鄰里監 watch與警民合作在預防性犯罪上也有一定作用。例如，社區組織夜間巡守、在治安熱點（如夜店區）與警方協調加強執勤，能夠及早發現並制止潛在的性侵事件。加拿大一些大學城的警方與酒吧業者合作推出“保護天使”計畫，在深夜協助獨自返家的女性安全到家，這類措施取得了降低夜間性暴力事件的成效。整體而言，當普通民眾被賦權參與預防工作，形成“鄰里守望”的網絡，就能補足警力不足之處，對性暴力起到主動預防和即時干預的作用 。
專門警務與服務： 警政系統的改進對提高性暴力案件的偵測與遏制也很重要。許多國家設立了專門處理性侵/家暴的警察單位或女性警察局，提升受害人報案意願並確保案件獲得認真對待。這些改革在印度、巴西等國增加了性犯罪報案率並提高破案率，長期有望產生嚇阻效應。同時，多部門合作的性暴力防治中心（集警方、醫療、心理、法律支援於一處）不僅能為受害者提供完善服務，也傳達出社會對性暴力零容忍的態度，進一步預防重複犯罪發生。
性別與家庭政策
親密伴侶暴力預防： 家庭與伴侶關係中的性暴力（如配偶強暴）是性暴力的重要部分，各國均積極透過政策減少此類事件。一方面，加強對受害者的保護與支持（如24小時求助專線、庇護所、法律援助）能鼓勵及早求助，防止暴力升級。另一方面，對施暴者的干預（如強制參加憤怒管理或性別平等課程）則旨在矯正其行為。在美國，有研究評估了對高危家暴案件實施**“高危名單”警示和密切監控的效果，結果在介入後相關的嚴重傷害和兇殺事件明顯下降。此外，將性暴力預防納入家庭政策也是趨勢，例如推廣健康婚戀教育、提供約會暴力預防課程，幫助年輕族群建立平等非暴力的親密關係。這類計畫如前述Safe Dates，在降低青少年性暴力方面效果顯著 。綜上，強化家庭內部的暴力預防網絡**（保護受害者、矯治施暴者、教育潛在高風險群）可以減少家庭中發生性暴力和後續可能的致命事件。
性教育與社會宣傳： 政府在性別與家庭政策上也致力於提高全社會對性暴力的認識。例如，在學校推行強制性的性教育課程，教授尊重同意、預防性侵害的知識；在公眾媒體上進行反性暴力宣傳，挑戰「怪罪受害者」等不良觀念。加拿大一項針對女大學生的隨機對照研究表明，接受強化版防色狼課程（教導風險評估、拒絕和反抗技能）的女性在一年內遭強暴或未遂強暴的比例比對照組低了50.4% 。這說明針對潛在受害者的賦能教育，能明顯降低實際性侵傷害的發生率。同時，對潛在加害者的宣導教育（例如軍警單位的性侵預防培訓、企業的性騷擾防治課程）亦不可少，以在整體人口中建立對性暴力零容忍的共識。當「尊重他人身體自主權」成為普遍的社會規範時，性暴力的發生自然會隨之減少。
法律與司法制度改革
健全法律框架： 改革法律以全面刑事化各類性暴力行為，是各國降低性暴力的根本步驟。例如，許多國家在近十年修法將配偶強姦、約會性暴力、性騷擾等行為明確列為犯罪，取消過時的寬免條款，這對嚇阻潛在施暴者非常重要。更完善的法律也賦予執法和司法機關更明確的權限去調查起訴此類犯罪。提高定罪率被視為關鍵的指標：當施暴者知道性犯罪更可能被抓到並受到懲罰，犯意將會下降。北歐一些國家（如瑞典）自採用「同意導向」的強暴定義、強化取證和受害人保護後，強暴案的起訴率和定罪率都有提高，長期來看性暴力盛行率呈下降趨勢。反之，一些地區強暴定罪率極低，往往助長了加害者的有恃無恐。
專門法庭與培訓： 許多司法制度引入專門的性犯罪法庭或快速裁判機制，以避免受害人在冗長訴訟中遭到二度傷害，並確保案件得到專業處理。例如，南非自2008年起重建性侵專門法庭，並培訓法官檢察官掌握創傷知情的審理方式。結果顯示，這些法庭的強姦案定罪率高於普通法庭，有力打擊了性犯罪者的逍遙法外現象。此外，一些國家強制對警察、法官進行性別敏感度與辦案技能訓練，以提升辦案品質，杜絕偏見和怠忽。保護令制度在許多司法管轄區也逐步完善，對性暴力和家暴加害者發出接近禁令並嚴懲違反者，對預防報復性暴力事件發生很有幫助。
跨部門協作司法： 性暴力通常牽涉醫療、心理、社工等領域，因此司法改革強調多部門協作。例如建立性侵案件一站式服務中心，讓受害人在報案後能即時獲得醫療檢查、證據蒐集、心理輔導等，確保證據保存並減輕受害者痛苦。在司法程序中，引入心理專家證人或允許預先錄影證詞，也能提高受害人配合度並強化證據效果。這些創新做法在英國、加拿大等國試行後，提高了性侵案件的審結率和公正性。總之，法律與司法層面的完善能從制度上嚇阻潛在性暴力犯，同時保障受害者權益，與其他社會預防措施相輔相成。
**參考資料：**本文所述措施與成效均根據全球多國實證研究與報告彙整而成，如世界衛生組織 (WHO) 暴力預防指南、各國試點計畫評估，以及學術系統綜述等。 上述證據顯示，預防殺人和性暴力犯罪需採取綜合策略，從個人、家庭、社區到國家政策多層面入手，方能產生持久而顯著的效果。各國可根據自身情況，借鑒這些經過評估證明有效的措施，制定全面的暴力預防行動方案，逐步營造更安全的社會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