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question my ADHD diagnosis didn't ask
我的 ADHD 診斷中沒被問到的問題
關於藥物、替代性介入方式與道德考量的思考
作者：Anne-Laure Le Cunff
2023 年 9 月 29 日
歡迎來到這個系列的第三篇文章。ADHD 與藥物始終是一個爭議性議題，因此許多人希望我接下來能寫寫這個主題。身為一位研究 ADHD 的神經科學家，同時也是被診斷出 ADHD 的當事人，我有一些想法——這些想法仍在演變，但這篇文章是我嘗試表達它們的方式。
（順帶一提，我的研究最近被《Science News》報導！）
診斷與藥物的第一反應
當我被診斷為 ADHD 時，醫生告訴我最有效的治療方式之一就是藥物，並立刻提出要開立處方。我清楚記得當下身體湧上的強烈抗拒感。
理論上，我知道藥物治療是 ADHD 的一線選項，我也有朋友因藥物而受益匪淺。但輪到我自己時，卻覺得哪裡不對勁。
回想起來，我明白原因：診斷過程中，沒有人問我「在當下生活情境下（工作、人際等），症狀究竟造成多大困擾？」也沒有人了解「我已經建立了哪些應對機制？」焦點只是：症狀清單 → 藥物處方。
在英國，疫情以來 ADHD 藥物處方量每年增加 18%；在美國，過去十年間的處方量更成長了 60%。這讓人不禁思考：藥物真的是最佳選項嗎？風險與道德考量又是什麼？
ADHD 介入的簡史
我刻意使用「介入」（interventions），而不是「治療」（treatments），因為許多方法並不能真正「治癒」ADHD，只是部分減緩或掩蓋症狀。而藥物也並非唯一的支持方式。以下是簡短時間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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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Dr. Charles Bradley 發現安非他命（最初作為鼻塞吸入劑）能改善兒童的行為與學習表現，這是最早的 ADHD 藥物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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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60 年代：利他林（Ritalin）問世並廣泛用於所謂的「兒童過動反應」。診斷標準仍模糊，主要聚焦於「過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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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80 年代：DSM-III 將 ADHD 定義更新，開始出現「有無過動」亞型。藥物使用擴展，但爭議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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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 年代：DSM-IV 正式定義三種亞型（不專心、過動衝動、混合）。長效型藥物問世以改善依從性與降低污名化。此時首次探索非刺激性藥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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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代：Strattera（原非刺激性藥物）獲批，其他非刺激性藥物如 Intuniv 與 Kapvay 也問世。診斷增加引發過度診斷與濫用的爭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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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代：Vyvanse 受歡迎，強調作用持久與較低濫用風險。成人 ADHD 的認知逐漸普及，治療對象不再只限於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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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代：疫情後，診斷與處方量急遽上升，與遠距醫療普及和成人認知提升有關。2021 年 Qelbree 獲批為新型非刺激性藥物。此時也出現藥物短缺與濫用問題。
雖然指南強調「多模式治療」（行為介入 + 藥物），但刺激性藥物仍是多數情況下的一線選擇。然而，這種「藥物優先」的模式帶來諸多問題：副作用（食慾抑制、失眠、心跳加快、情緒變化）、耐受性與藥效消退後的「崩塌」效應，以及濫用風險。長期影響則更加不明，包括腦部發展與心血管健康的疑慮。
被忽略的應對方式
有 ADHD 的人並非被動等待醫療介入，他們會自行尋找調適方式，並且常常能找到。
常見的應對方式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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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益的：運動、創意發展、能發揮優勢的職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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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性的（依情境而定）：工作狂、依賴咖啡因、嚴格時間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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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的：酒精、尼古丁，以及其他帶來短暫快感卻高成本的方式。
例如，我在 11 歲開始抽菸，因為它能讓我安定下來。到 18 歲時一天一包。二十到三十歲之間，我又陷入酗酒，因為酒精能讓我的腦子安靜。這些都是典型的「未被診斷的 ADHD 大腦，透過外在物質尋求多巴胺調節」。
這其實揭示一個核心：ADHD 的人必然會尋找「調節機制」，問題不在於「是否尋找」，而在於「是否有意識、安全且受到支持地尋找」。這也是診斷過程應該詢問的重點：你現在怎麼應對？什麼有效？有沒有依賴模式？但這些問題都沒有人問我。
什麼還能奏效？
我並不是說藥物本身錯誤。對某些人來說，它確實能改變人生。但診斷當下立刻給藥，既不足夠，也可能有害。
研究指出，ADHD 特質可能在遠古環境中有其演化功能，只是在現代生活（久坐工作、任意期限、數位干擾）下才顯得「失調」。因此，我們是否該先檢視環境與生活方式，而不是馬上給藥？
科學界也正在研究其他介入方式：運動、正念冥想、飲食（如 Omega-3）、數位療法（遊戲化的認知訓練）、腦波回饋……等等。
我選擇拒絕藥物，改以舞蹈、冥想、書寫等方式來調節，同時建立一份能發揮好奇心與非線性思考的職涯。我知道這條路需要許多人無法取得的資源與特權，但這並不代表藥物就該自動成為唯一解方。
值得問的難題
真正令人不安的問題是：有多少人只是為了「適應一個與自身神經構造根本不相容的環境」而被迫用藥？如果能夠改造環境，或許才是解決根源。
當然，不是人人都能自僱或重塑職涯。但我們至少應該問問：是否有其他可能的環境調整？即使只是小改變。
結論： ADHD 的介入應該評估整個人——包括應對策略、生活環境、抱負與資源——而不只是勾選症狀清單然後開藥。否則，我們只是在「修正個人」，而不是解決「環境與神經特質的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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